伍修权：一个历史见证者的良知拷问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以及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举办了两场重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与会者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相关领导。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的伍修权亦出席了此次会议。在随后的《回忆录》中，伍修权详细描述了他在庐山会议前后的经历及思想上的转变。

伍修权，生于1908年3月6日，逝于1997年11月9日。

进入中联部后的第二个年头，即1959年7月，我有幸参加了在庐山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此次会议，自建国以来，便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它不仅深刻地塑造了党内政治生活与国家经济建设，同时也对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庐山会议分为两段，前一阶段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没有参加，但后来逐渐了解到一些情况。会议开始时，本来是要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过“左”倾向，进行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的。到会的许多同志，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许多正确的意见，这时会议的气氛还是正常的。正是在此情况下，彭德怀同志出于忧国忧民之心，向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归纳了他在会上的发言，比较系统地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这就是那封著名的“意见书”。彭德怀同志写出这样的信不是偶然的，他在我们党内向来以为人正直、原则性强著称，对上级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他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中，我曾亲眼看到他不顾个人得失，义正词严地斥责了当时不可一世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并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抵制了当时的错误领导和瞎指挥。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他不怕冒犯和得罪领导，显示出一个共产党人的无畏精神和原则态度。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行动，正是他这种精神在新的条件下的表现。他平时就一向比较接近群众，这次会前他又曾几次下乡，亲自作了调查研究，了解了许多实际情况，听取了来自下层的呼声，才到会上勇敢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但是当时我们党内已经出现了某些违反民主原则的不正常现象，一些正确意见往往受到压制。有的领导同志急于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做法；加之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前后，又起了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从当时的形势中，看出了会议上的苗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很可能会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和支持，而他认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就决定早些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免更多的人跟彭德怀走，跟着犯“错误”。于是就将彭德怀同志给他个人的信，作为“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出来，名为让大家讨论，实际是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结果使会议进程发生了本应批“左”但却批右的逆转。由此进入了会议的第二阶段，即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离会。

我和一些同志于7月底得到通知，第二批上了庐山。一到庐山，会议的形势已成定局。鉴于自己一年以前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这次就格外小心，特别是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就觉得除了表示支持他的意见以外，很难再作出别的选择了。

然而，我内心的矛盾与沉重难以言表。彭老总的为人我自是深知，他的观点实则代表了众多同志的心声。然而，种种因素制约，并非所有人都能如彭老总般无所顾忌地表达己见。同志们的担忧并非无端，彭老总勇于发声，却遭遇了事与愿违的结局。

他的正确立场被误解，原则态度遭受不公，会议中对他进行了不实之词的批判与斗争，还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以及《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错误文件。在大会上，我亦曾违心地举起手来，至今每念及此，仍感愧疚不已，当时的心情更是难以言喻。

原句：按说那次上庐山，是我第一次到这闻名遐迩的游览胜地，但是在会议的特殊环境和气氛下，我却毫无赏景的雅兴。所以那次虽然在庐山住了不少日子，除了参加开会和闷在住所里，什么地方也没有去，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润色后：原本，那次的庐山之行，是我首次踏足这声名远播的旅游胜地。然而，在那特殊会议的氛围中，我竟丧失了欣赏美景的兴致。因此，尽管在庐山逗留了数日，我并未踏足其他地方，除了参加会议，便只留在住所中。此情此景，正应了那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自庐山之行归来，我将会议期间所分发的一些文件与简报递交给部门内的几位领导同志，并在会上对会议内容进行了概述。大家对于党内所暴露出的问题有了深入了解，情绪普遍沉重。在此之际，中央决定成立专项小组，对彭老总的全部历史及所犯错误进行审查。其中，一项便是所谓的“里通外国”指控，由于此事与中联部的工作紧密相关，我亦被通知参加对彭德怀同志的揭批大会。会议伊始，专案人员态度严峻，责令彭老总交代其“里通外国”的具体情况。当时，我坐在他左侧，目睹他的情绪与健康状况均明显下滑，精神状态显得异常颓废。我半是批评半是劝慰地对他说：“老总，您有什么就直言相告，如实陈述，把问题说清楚，事情自然就会得到解决。”他曾愤然回应，称自己不懂外语，与外国人交往均需借助翻译，若真有“里通外国”之举，翻译自会揭露，而他本人实在无法交代出任何问题。

毛主席与彭德怀

庐山之上吹拂的“反右倾”之风，迅速蔓延至全党乃至全国。中联部亦遵照上级指示，展开了“反右倾”运动。身为中联部机关党委书记，我肩负起领导部内运动的职责。在党委的严格把控下，我们部的运动较为稳妥，并未出现重大偏差。然而，在整体形势的影响下，我们同样出现了过激的斗争和扩大化错误的倾向，也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同志。其中，主要涉及两位同志，一位是刘谈锋，曾在香港等地工作，且与海外有所联系，在运动中被视为重点审查对象，最终为了所谓的“纯洁组织”，他的党籍被无端开除。另一位是张维冷，50年代初担任我国驻印度记者，因撰写过一些小品文，被认为带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加之工作能力不足，也被错误地调离中联部，并被派往外地。直至近几年，三中全会之后，才重新审视他们的案件。尽管我已离开中联部，但当初负责领导部内运动，对他们处理的结果自然负有责任。中联部党组织曾征求我的意见，并经过重新审理，恢复了刘谈锋同志的党籍。这位在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可在九泉之下安息。至于张维冷同志的错误处理，虽已得到纠正，但由于户口等问题，他暂时无法迁回北京，对此我只能表示歉意。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错误处理，对此我亦深感抱歉，此处不再一一详述。总而言之，在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中，中联部这一部门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这得益于领导层对政策的严格把控。

伍修权，1908年3月6日出生于湖北武汉。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97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